今年国庆假期，在广东惠州打拼6年多的女青年何娇娇回到家乡甘肃陇东地区某城市举行婚礼。婚礼前一天，相识20多年的好友于莺颖帮她装饰了卧室，还送来了一台全自动揉面压面一体机。
于莺颖说，选定小家电作为礼物，是因为常听何娇娇提起：“自己平时三餐主食以米为主，很想念家乡的面食，但和面、揉面总是不得要领。”
为表足心意，于莺颖本打算送一件礼物，再根据当地惯例，送去500元礼金红包。但婚礼当天，何娇娇及其家人婉拒了于莺颖的礼金。在他们的嘱咐下，于莺颖卸下心理负担，轻松地参加了宴席，“真正体会到了‘不以礼金论情谊’的感觉。”她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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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“份子钱”是备受青年关注的话题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采访发现，年轻一代对“份子钱”的看法不一。有人因份子钱产生心理和财力负担，有人因“对方收过份子钱却不回礼”而烦恼，还有不少年轻人开始对不合理的份子钱说“不”，提出一些新观念、新做法。
于莺颖坦言，身边一些年轻人“苦随礼份子钱久矣”。按当地习俗，除婚丧大事外，亲朋好友及同事乔迁新居、买车、孩子百日宴、升学宴等，都需随礼金。“官情”(指当地群众默认的随礼最低金额——记者注)100元，礼金以200元居多，关系密切者随500元、1000元甚至更多。有时为了讨个好彩头，随礼者也会送去666元、888元、1314元等数额的红包。
此外，按当地惯例，举办婚、丧等宴请者，如有父子、母女等直系亲属同在一个单位，单位其他同事则需要“双份随礼”。“有些宴请是事主群发微信消息，随礼实属迫不得已。我每月收入4000多元，每年五一、国庆、春节期间都是随礼高峰。有时，月收入超过三分之一要作为随礼开支。”于莺颖对此一度感到很无奈。
来自安徽合肥的29岁媒体从业者陈悦尚未结婚。她保守估算，工作6年来，自己花出去的份子钱已经近两万元。“我脸皮比较薄，同学、朋友发来婚礼邀请，不去会觉得不太好意思。哪个月参加婚礼次数多了，那个月就省吃俭用一些。”
记者了解到，在西北地区，老一辈人在家办宴席居多，届时，街坊四邻会来帮厨，亲友随礼不一定给现金，也会“随实物”，比如自家的馒头、炸油饼、农特产，或是购买枕巾枕套、床单、被罩等。出于礼尚往来，主事者会回赠亲友食物、安排住宿。但年轻一代在精神生活上更追求仪式感，除了婚丧嫁娶之外，买车、升职、乔迁新居、孩子生日和升学等都能作为举办宴会邀请亲朋的理由。
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年轻人介绍，有时，年轻人随礼前会根据对方的身份判定是亲戚圈、同学圈、同事圈、好友圈、泛泛之交等。关系密切的，随礼金额要高。随礼时还存在攀比心态，同一个圈子若有人随礼金额高，自己会迫不得已“看齐”。这些心态无形中给年轻人增加了经济负担。
在安徽合肥及周边地区，流传着一种说法：“人情大似债，头顶锅铁也要卖!”意思为——还不还“债”是诚信问题，还“人情”是比还“债”更大的事，就算“砸锅卖铁”都要还人家的份子(人情)钱。一个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就会受到乡村社会舆论的诟病。
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王云飞也注意到这种现象。他分析，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，这个共同体遵循并传承着统一的“礼”原则。“礼”体现在礼尚往来之中，由双方来完成。在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中，因学习、就业和生活等原因，很多年轻人处于流动状态，即便在同一所城市，也常年不得往来。当彼此生活地点具有不确定性，发端于农业文明社会传统的社会交往形式和观念必然发生变化，对“份子钱”也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和态度。
“在一些人心中，没有传统社会‘礼尚往来’的概念，甚至将份子钱当作一笔收入。再加上从众和攀比心理，份子钱的标准‘水涨船高’。”王云飞说。
“表达心意的方式有多样，为什么一定要用现金呢?”在陈悦看来，份子钱是人情社会中的习俗，短时间内可能不会消失，只能换一种方式表达。于是，她和闺蜜、堂姐以及几位要好的同学约定，结婚时互相免去对方的份子钱。
她说，与其在金钱上“你来我往”，还不如买礼物送给结婚的好友，或者邀请对方旅游、享受美食。“多考虑精神层次的享受，会觉得轻松自在，也不会有欠人情的心理负担。”但她坦言，“互免”的方式只适用于关系亲密的人，对于一些关系普通的朋友，会不好意思提出互免的想法，怕被别人笑话“抠门、小气”。
“同学之间有时开玩笑说，不要轻易给朋友圈里发结婚证照片的好友点赞，也许一个赞，就意味着对方结婚时，你要出大几百元份子钱呢!”安徽合肥一名准备结婚的95后女士说，身边朋友和同事都觉得，当用金钱维系感情时，一切难免变得复杂繁琐，很多人不约而同地约定互免份子钱，正有越来越多人效仿这一做法。
她观察到，身边有同事结婚办喜事时，没有广发请帖，而是去单位给大伙发点喜糖，省去繁琐的人情往来。“朋友间的真挚感情并不体现在结婚生子时互送红包。密友间可以准备有创意、有心意的礼物。”
王云飞认为，基于传统和现代社会的特点，年轻人可以适当变革对待份子钱的方式和观念，既不能丢了人情味，也要秉持简约节约的观念。
他建议，年轻人不要拘泥、纠结于所谓的“人情”“面子”，可以适当创新礼尚往来的形式，这样不会因经济窘迫而困苦，也不会为如何还礼而焦虑。“更希望政府相关部门、年轻人所在单位、相关媒体加强、创新对随礼现象移风易俗的宣传，让年轻人不因‘礼来礼往’而烦恼。”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焦敏龙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《中国青年报》(2023年10月25日03 版)
